鑫恒盈配资康熙派往罗马的洋钦差失踪，中国失去了一次机会？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自从近代国门被洋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之后，这一直是一代代中国人所痛心追问的大问题。虽然对此始终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人们又似有一种普遍的想法：历史曾有过不同的可能，我们也曾有某个机会融入全球化，避免闭关锁国带来的落后挨打。这么一来，问题就变成了这样：我们有过这样的机会吗？是什么样的机会？为什么后来又失去了？

“康熙的红票”之所以让人感兴趣，就是因为它似乎表明了这样一个“失去的机会”。1716年，康熙皇帝颁发谕令，寻找他此前派往罗马多年而没有下落的洋钦差，这张“红票”在2019年北京春季拍卖会上露面后就引起了轰动，因为它证实了一个被遗忘的历史契机：早在300年前，康熙就曾努力尝试与西方建立直接联系。

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 出版社供图

这很难不让人想到，如果当时这一努力成功，那么中西文化交流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中国也不必在100多年后的鸦片战争中不得不以屈辱的方式被迫开放，本可以顺应潮流，早早地以积极主动的方式有选择地回应，那么形势将对自己有利得多。

我们从事后来看，不免感叹康熙的远见卓识，但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历史学者孙立天从这张红票出发，钩沉那段隐秘的历史，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绝非偶然：在明亡清兴之际，葡萄牙人传入的“红衣大炮”是双方势力消长的一大关键，满清出于军事上的实际考虑，早就开始对西方技术、人才感兴趣，也一直有西方的冒险家、传教士等各色人物为之效劳。康熙固然有其个人的雄才大略，但深宫里的他也不是凭空对西方产生兴趣的，其行为只有在这一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中国皇帝外出巡幸挂毯出版社供图

问题也在这里：对西欧传入的玻璃、大炮、测绘，康熙态度一概是实用主义的，所谓“师夷长技”而已，只是把西方的技术、人才看作是一些有用的工具。虽然他个人对西洋的语言、科技都很有兴趣，但那在他心目中大概就像对蒙古语和骑射的兴趣一样，只是为了有助于实现他的战略目标，他甚至没想过让中国人学，而是直接用西人——这不是文化交流，因为他没有想了解背后的文化，当然更别提学习西方的制度，让中国实现现代化了。

虽然我们后人将这段历史理解为“中西交流”，看作是两种文明的相遇、碰撞，然而当时这种“中外交流”，仅限于满清贵族上层一个极小的圈子，民间的普通人其实几无所知。传教士将自己了解到的景德镇瓷器、儒家思想等种种情况传回欧洲，引发诸多震动，甚至带起了一股“中国风”，可是在我们这边，当时对西洋事物即便有兴趣，也只是极少数人对“西洋镜”之类器物层面的“玩赏”。

康熙虽然遣使前往罗马，但那甚至不是朝廷的外交行为，而是他绕开正规渠道的私人密使，正如本书所言：“由于有朝廷的规章制度在，后来康熙和传教士都在有意识地避免把问题送到朝廷的官僚体系下去解决。对于康熙来说，绕开朝廷的方法就是把问题变成家事，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让内务府来处理。”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会载入正史，也是因此，此事直到300年后的今天才重见天日。

内务府发于传教士的印票出版社供图

确切地说，史学家当然也不是到今天才对那段历史感兴趣。1924年，陈垣从清档中发现康熙和罗马教皇关于礼仪之争的两份公文，并主持将康熙与罗马使节历次往来文书影印公布，在此基础上，他对明清之际中西交通史作出一个全局性的判断：“得此可见当时中西思想之不相容。”这个结论，我们现在重新回头看历史，是否有过不同的可能？

明末传教士来华时，确实一度曾尽力与文人儒生往来，然而进展甚微，满清的崛起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意外的机会：一方面，这些原本就兴起于边陲的异族对外来文化的心态更开放，对大炮这样的军事技术尤为感兴趣；另一方面，在被满人俘获后，西洋人虽然身份被降格为“包衣”奴才，却反而因此获得了与上层贵族直接互动的机会。

在礼仪早已制度化的明朝，皇帝其实只是庞大官僚机器的一个“部件”，家事也被朝廷管理，但清朝仍有强烈的“私”家观念，因而康熙可以在大权独揽的同时，有意识地绕开正式的规章制度，“从一开始就把接待教皇使团当作他的家务事在操办，从头到尾都没有让朝廷部门经手”，这样，外交就变成了皇帝私下处置的个人事务。这样另起炉灶可以带来相当大的灵活性，却也因此难免带着权力的任意性，没有制度性的保障。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中西文化交流机会不知不觉丧失了，因为这原本就是康熙的个人行为，没有机制可以确保其传承和延续性，甚至从未想过去推动建立这样的机制。实际上，康熙那么做完全是“圣躬独断”，底下的官员也不清楚皇帝为什么这么决策，只是照办而已。康熙的见识确实超越了时代，但所谓“人亡政息”，他一死，继位的雍正就又全然是另一套做法——康熙当时获得西欧的技术和外交支持，对他应对噶尔丹、俄罗斯的挑战很有用，但时局丕变，边疆平定，对雍正来说，那就没那么重要了。

康熙遣使罗马，从性质上来说，其实更类似的是秦始皇派术士去海外求仙、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那都是“办皇差”，是一些儒生所不屑的边缘人物去执行皇帝个人感兴趣的使命，也就注定了没有延续性。相比起来，西班牙国王派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英国女王授权德雷克船长航海探险，乃至俄国沙皇特许哥萨克骑兵东进，都是在确定彼此利益的基础上，更能激发民间能动性的国家行为，进而导向持续数百年的帝国扩张和社会整体变动。

相比起康熙治下的清朝，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对欧洲的技术、人才更积极采纳，154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巨炮就是匈牙利工匠打造的，欧洲人甚至曾出任奥斯曼的海军司令，然而这些都并未带来社会的整体转变，也没有让它走向现代化。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西方的思想其实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有实用知识，所有的人才和技术都纳入了原有的体系而不是推动了体系的变革，也就是说，那甚至谈不上是文化流入，而只是技术转移和管理升级。

康熙和奥斯曼帝国苏丹遵从着同样的“内亚传统”：他在工具层面对外部技术、文化抱有比中原文明更激进开放的态度，但那也只是“为我所有”而已，毕竟，他之所以耐心与欧洲保持联系，说到底只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手腕：他急需欧洲人和他们的技术，而且“这种需求在当时是很现实的，无法以其他方式替代”。这甚至连晚清那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都还达不到，距离社会的整体现代化，不必说还有着巨大的鸿沟。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回溯历史时将康熙的做法视为一个对现代文明先知先觉的政治人物，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误会，因为他既不知道那是“现代文明”，也无意推动现代化，当然更不清楚什么“全球化”——书名副标题“全球化中的清朝”当然是我们后人的反观，当时的人是不可能有这种视角的。

这是中国“失去的机会”吗？确切地说，那恐怕本来就很难说是，历史中的行动者更不知道那是一个机会，因而到后来也就毫不可惜地失去了。历史书写的价值并不是告诉我们“另一个选择更好，也完全有可能”，而是促使我们反思：历史的走向为什么不是那样？当我们面临类似的抉择与困境时，又能做出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开辟不同的可能？